全球经济大变革制约利率上行

但极低的利率却为债务部门节省了大笔的利息支出，而问题是：日本如何解决企业利润或股权资本价值问题？其实，日本的家底非常丰厚。统计显示，2018年日本企业对海外企业并购总额超过1910亿美元，再创历史纪录，而日本企业所持有的现金超过8900亿美元，充足的海外资产向国内输送了丰沛的利润、股权价值和债券购买力。日本家庭资产负债表特别健康，截至2018年6月，日本家庭金融资产额同比增加2.2%至1848万亿日元，连续第八个季度攀高，而日本家庭的负债额仅为300.6万亿日元。不过，就算是这样，日本也经不起利率的大幅上涨，尤其是现在，如果利率进入上升通道，日本经济的对外扩张能力立即减弱，好日子恐怕也就到头儿了。基于这样的角度，日本不跟随美国加息理由充分，而包括日本央行在内，日本经济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：如果日本加息，将使其十几年的经济努力功亏一篑。

应当承认，过去多年，确实是低利率政策导致债务膨胀，但现在却是债务规模过大而导致全球利率再难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，低利率至少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全球经济特征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定义它为“低利率时代”的依据。

债务过高自然是巨大的经济风险，那是不是可以通过大规模减低债务以实现经济安全？恰恰相反！现在简单、机械、粗暴地减少债务规模，那会立即引爆金融风险，让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相互强化，恶性循环，那将是巨大经济灾难。那为什么中国还要强调“去杠杆”？其实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概念性错误：“去杠杆”不是要减少债务，而是减低债务率或资产负债比率。如何减低债务率？提高股权资本比率。

说到这儿，我们必须揭示另一个制约利率上行的重要因素：全球性的经济结构调整。总体上两个层面：其一，降低金融占比，提高实体经济占比，修正过去40年形成的金融资本主导经济、金融资本过度膨胀的经济格局，这也是“再工业化”的重要初衷；其二，全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经济发育，这其中孕育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利润空间。正是因为这两大趋势性变革，它使得用新经济投资的股权资本升值平衡过高的债务、并大幅降低债务率（去杠杆）成为可能，现在的关键是股权资本从何而来。

2015年，笔者依据种种经济现象提出了一个判断：人类经济已经进入“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”。这个时代的经济特征是：金融资本控制全球经济的力度开始弱化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地位开始提升，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那些处于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，它们开始刻意扭转经济空心化趋势，而恢复实体经济在本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。

与这样的经济诉求相适应，“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”的金融特征也在发生重大转变。具体而言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：第一，过去因为金融资本主导，产业资本只是金融资本的套利工具，所以金融产品在赚快钱的利益驱使下，越发趋向短期化，金融资本无所谓资金期限长短，它们都可以用钱套钱，但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却日趋恶化；但是，进入“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”情况发生改变，各国政府开始强调“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”的原则，在此背景下，过去大行其道的空转套利、高杠杆套利等金融方式受到了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抑制和挤压，提高金融交易保证金、托宾税等一系列手段开始实施，所以金融产品开始逐渐趋向长期化。第二，股权资本获得高度重视，各国政府通过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国家实体经济落户本土，这本身就是更加重视实业，更加重视股权资本的表象；与此同时，采用各式有效手段推高股市，强化市场投资主体的风险偏好，激励固定收益偏好的资本转化为股权投资偏好。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，2010年开始，美联储开始“收短放长”的扭曲操作，通过增加市场长期流动性、直接压低长端利率的方法，立竿见影地激励长期借贷，激励股票市场，为实体经济回归和快速发育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。由此笔者提出判断：“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”是股权资本激烈争夺的时代，谁得到足够的股权资本，谁将屹立新经济的潮头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判断，笔者才进一步提出：如果没有长期的低利率环境，股权资本优势就无法凸显，固定收益偏好就不能有效转变为股权投资偏好。

所以，全球经济结构的大变革，必然要求金融与之适应，而通过长期低利率环境引导市场投资偏好更多倾斜于股权投资、适合于股权投资，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不用说中国央行，美联储想做也做不到。回到文章开头，特朗普邀请鲍威尔共进“年夜饭”，这不是简单的谁向谁服软儿，而是特朗普和鲍威尔都必须向市场趋势服软。已经攀升9年的股市，如果鲍威尔让其正常回调演变成股灾，并导致美国失去全球股权资本的争夺能力，那美国真可能失去一个时代。